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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桃急得直跺脚,辫子一甩,吴侬软语滴噜噜冒了出来。方言我是半句不懂,因此只做鸡同鸭讲,待她嘀咕完了,方讲明了打算:“你去回你家小姐,说依某明儿个晚上登门拜访,可是方便?若不方便,你明儿个早上再来这儿一趟,告诉我。”春桃小鸡啄米似的点头,说了两声“好”,匆匆离去。第二日,她果然没有来。我照常去吃马姨的早饭,出门遛弯时,同邹绳祖说了此事。邹绳祖道:“你咋就应承下了?白薇不认识依先生,但认识刘先生啊!”我这才记起,与白小姐相处,我化名“刘可舟”。白小姐尚蒙在鼓里,我却忘到后脑勺。虽如此,倒也不以为意,笑道:“今儿个晚上可有好戏看了。”邹绳祖停驻脚步,我们正走到卧波桥正中。他侧过身探出桥梁,小臂没个纪律,一坐一立地越过护栏,肩膀向前聚拢。秋风先扫过他的鬓角,才来到我的头顶。他为我挡了风,自己却被吹迷了眼睛。白小姐卜居于邹公馆,按旧例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那寓所里面还有邹太太的物件,却又新添了一位摽梅之年的小姐,邻里便关不住舌头,诟病纷纷。不过时局混乱,也就不再苛求名节。白小姐却迫切的希望给自己正名,她仍披着如上海时摩登的皮囊,打着邹绳祖的名头宴请沙龙,颇有些当家太太的样子。政治是个比楸枰博弈更当局者迷的游戏。邹绳祖一朝被斩木揭竿,是底层人鼠目寸光的冲动。新晋的苏联军官、各党派高层,则看中了类似邹绳祖一类大商人背后的利益体。东北是个乌烟瘴气的烂摊子,外患结束,尚存内忧。经济决定政治,决定了掌权者,决定了话语权的多少。邹绳祖不仅代表了顺吉丝房和小盗儿市场,更代表了一批日资企业的态度。邹绳祖如今关门谢客,低调行事;反之白小姐弹空说嘴,哗众取宠,有心人亦明白曲线救国的美妙。邹绳祖对此不予置评,他对政局、生意场的角逐放任自流。他人以为他不去日本,便不会离开中国;而我知道,他的目的地是美国。当晚,我做了体面装扮,甚至抹了发油。揽镜自照,如同朝鲜人吃的那油头粉面的打糕,闻着喷香,造型又洒脱,可找回了当年对相貌的自信。但还是老了,眼尾延出了一道纹,眼里再不见意气飞扬的神采。白小姐的沙龙在客厅,宴请了十位嘉宾。嘉宾的身份五光十色,尽是些闲神野鬼,于我,兴趣不大。有两位据说是有名的文学家,曾留学欧洲,通读古今中外的典籍,席间为着什么“阿尔贝蒂娜”劳动嘴皮子,连口茶都没工夫喝上一口,碟中糕点还进了白小姐的猫——阿辉的肚子里;还有一位从广东来的传教士,浸润奉天多年,cao着一口白话味的东北话,只挑着萨其马吃,嘴上也不闲着,边吃边说:“诶,这东西我们那边叫‘杀其马’,我就搞不明白了,做这个糕点,还要杀一匹马?”哄堂大笑。白小姐按住要逃的阿辉,掩嘴笑道:“我是上海人,可不懂这吃食,要问当地人最道地咯。”一边笑一边向我使眼色。——我刚到的时候,客厅已有五位客人。白小姐见了我,自是惊讶万分。但她做焦点惯了,不容许众目睽睽下失态,我便没多做解释,只自我介绍说姓依。白小姐跟人说与我是在上海的老相识,却是奉天人,今日在奉天重聚,实乃喜事。接着半真半假地笑问:“那当时说你是刘先生做什么咯,害我叫错。”我笑着打水漂:“刘是内人的姓氏。民国了,汉人比满人混得开。尤其在上海,做生意还是要随大流。”此话翻跟头折把式地圆了过去,碰到“萨其马”,却再次提起来。因说道:“这饽饽叫‘萨其马’,哪里是‘杀’?想是我们东北人平翘舌不分的多,传了过去,音也变了。”白小姐分出一只手,捏起萨其马看了又看,好像在灯光下欣赏一颗宝石,说道:“你说的——什么?饽饽?”“就是点心、糕点,我们叫饽饽。”文学家之一道:“这个东西,满语才叫萨其马,翻译成汉话,我看书上说,叫狗奶\子糖蘸。”文学家之二道:“你看的是菜谱吧?”广东传教士道:“狗奶\子?还要用狗的奶?”白小姐笑道:“瞧瞧,瞧瞧,越说越离谱了。依先生,还不来解惑!”我无聊得紧,只想弄明白白小姐叫我来的目的——若是就这般将无聊人天马行空地凑一起打发时间,我还不如回家把看完了!可我还是在说:“又是以讹传讹,枸奶\子可不是狗的奶,当写作‘枸杞’的‘枸’,就是枸杞的意思。不过现在没有用枸杞做的了。”白小姐道:“可不是,看这上头花红柳绿的,有葡萄干有瓜子仁,还有青梅、挂花,可比单独的枸杞好吃哩!”一个不留神儿,猫儿逃离了白小姐的大腿,不知去哪里作妖。不过只要它不再偷客人的糕点吃,白小姐也就随它去。我想起这猫儿的名字,白小姐特别为此讲了一个风花雪月的故事,因为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化名阿辉,所以将此名赐给“最爱的猫咪”,以便纪念那段年少无知的爱情。想到这儿,我再管不住嘴,阴损损道:“白小姐既然对满洲感兴趣,我就不客气,要再说一个了。您给小猫起名作‘阿辉’,是存了个念想,却不知我们满话里的‘阿珲’,是在叫哥哥。”说完啜了口茶润嗓子。场面一时尴尬,白小姐的脸青青白白,像开了不健康的染坊。真是无聊透顶!我干脆要起身告辞,正当此时,又来了两位,恰凑齐了十一人。我太太不擅搞沙龙,却也懂规矩,耳濡目染,我也清楚些浅显道理。十一个人,多出一个,是临时加进来的。而我是昨日才更改的时间,看来多余的那个,便是我了。更没有不走的道理!我欲起身告辞,看到姗姗来迟的两位大驾,忽然一愣!彻底打消了走的念头。他们一位是金发蓝眼的高大洋人,另一位则在我回国后有过一面之缘,正是在南京政府做事的,我的顶头上司王美仁!我捺住身形,顺手拿起茶壶,跋山涉水给并不正对面的白小姐添了茶,使刚才突兀的举动有了合理的去处。白小姐热情迎接,却不起身,娇嗔地先叫那洋人:“伊戈尔!”又佯装赌气,腰条一袅,对我的上司道,“好嘛,王先生推三阻四有事忙,今天没抱愿望,您倒自个儿送上门来了!”叫伊戈尔的洋人——听名字是苏联人——习以为常地坐到白小姐旁边,原本在白小姐旁边的文学家之一竟也让了位置。我看着有趣,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说话。“看来我来的不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