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五章 朝鲜的北伐建议

    9月8日，耽罗岛（今韩国济州岛）。

    两艘福船狼狈地驶入了耽罗岛码头，然后向当地官员和驻军报告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朝廷辖下的五艘前往云州的移民船，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对马岛海域附近，遭到了数十艘倭寇的袭击。三艘移民船被劫持，数百人生死不明。

    而据逃回来的水手声称，袭击移民船的倭寇，可能就躲藏附近的对马岛上。若是朝廷水师动作快的话，说不定还能赶过去，将那数百名移民救回。否则，那些可怜的难民很有可能会遭遇到不测。

    知州毕学超闻报后，不禁有些犯难，虽然岛上人口五万余，驻防官兵也有两千多，另外还有齐国自救军两个营头七百多人，实力委实不弱，对付几百个倭寇海盗，还是绰绰有余。可问题是，现在岛上就没几艘战船，如何将众多官兵投送到那个叫对马岛的地方。

    “毕大人，移民船队所遇倭寇，恐怕多半是日本国内流浪武士所为，想来武备较低，无需要动用太多的兵马。”驻岛上的明军参将姜开德抱拳说道：“以我之见，只需派出三百精兵，辅以部分齐国火枪兵，足可攻占那个对马岛，解救我大明百姓。”

    “数百人跨海去攻那小岛，是不是有些……孟浪了？另外，若是贸然去攻那小岛，会不会擅起边衅，挑起与日本人的纷争。”毕学超担忧地问道。

    “大人无需担心。”姜开德笑道：“驻岛上官兵若是对阵大陆上的建奴，恐力有不逮，但要擒杀几百个倭寇，还是有些把握的。需知，岛上的军伍均曾前往朝鲜，打过那所谓御营厅精锐兵马，都是经历过战阵的。想来，攻一个区区的倭寇小岛，当能轻松做到。另外，我们还可以邀齐国自救军火枪兵压阵，应该有把握战而胜之。”

    “至于是否擅起边衅，引起与日本人的纷争，我以为应该不至于，咱们是去剿灭倭寇海盗。若是毕大人实在不放心，不如先派使者前往日本长崎，责问于对方，是否纵容包庇倭寇海盗之行。如此，我们也做到了先礼后兵，不至于师出无名。”

    日本德川幕府自发布锁国令后，除了大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可前往长崎进行贸易外，禁绝任何外来国家和地区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但在整个日本，却额外开了三个对外窗口，一个是萨摩藩控制下的琉球进行的朝贡贸易，一个是占据了虾夷地南端的松前藩，与虾夷阿依努人、东北地区的鄂伦春人和库页岛土著进行的山丹贸易，最后一个就是位于对马岛上的对马藩与朝鲜进行的倭馆贸易。

    原来的琉球朝贡贸易，现在完全被齐国主导的“走私”贸易所代替，萨摩藩从琉球大量进口齐国所产的各种工业制成品，然后转手倒卖与九州各地大名，甚至将贸易渠道延伸至本州岛，贸易量直逼幕府所开设的长崎对外口岸。

    而松前藩所进行的山丹贸易却面临日渐萎缩的状态，盖因永初朝廷大量移民云州（今北海道），不仅垦荒屯田，还将所辖地区的部分阿依努人进行归化宣慰，变成大明领地内的牧民和苦力，同时也在云州北部沿海地区建立了北关据点（今日本北海道稚内市），直接截断了松前藩所进行的山丹贸易。

    而对马藩更加悲催，倭馆贸易直接于八年前（1643年）被齐国生生掐断。那年，齐国陆战队和乡兵协同永初朝廷登莱镇官兵不仅一举夺占了济州岛，还纵兵肆虐朝鲜沿海，袭破东南重镇东莱（今韩国釜山市）。随后几年，不论是永初朝廷官兵前来“刷”战斗经验，还是为了补充登莱物资，一波又一波军队，频频攻掠朝鲜沿海。粮食、牲口、皮毛、铁器、布匹、东珠、人参，甚至年轻妇人，都是对方抢掠的目标。

    最初，朝鲜的守御厅和御营厅官兵还会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阻击和反抗。但被随行的齐国陆战队和乡兵一阵火力输出，造成数百乃至数千官兵伤亡后，部队一再溃败。最后，似乎觉得实在打不过那些例行来“打草谷”的贼军，朝鲜官兵索性也不再直面抵抗了。“遇贼登陆，部伍皆溃”，已然成为常态。整个朝鲜沿海地区被荼毒肆虐数年，早已变得残破不堪。

    如此一来，依靠朝鲜贸易的对马藩立时坐蜡了。对马岛本来环境就不好，“所居绝岛，方可四百馀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馀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唯乖船南北巿籴。”可以说，对马藩的经济收入完全仰赖与朝鲜的贸易，如今因为朝鲜沿海频遭“贼军”侵扰，而使得贸易断绝，藩内财政立时陷入绝境，几无维持之力，曾数次上告德川幕府，请求予以援助。

    穷困潦倒了几年，对马藩宗氏财政彻底破产，不说基本的藩政、军备无法维持，就连治下的数千藩民也无法吃上饭。绝望之际，对马藩内的一些无法维持生计的武士和藩民索性也纠结国内的浪人，组织数十上百艘小船，去朝鲜东南海岸行劫掠之事。

    齐国水师和永初朝廷水师陆续往云州移民时，在海上也或多或少撞见过这些打劫朝鲜的日本船只，但出于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有着共同的劫掠目标，因而并没有对这些小舢板进行过任何攻击。而那些日本小船也明显不想招惹这些看着就颇具威胁的大船，双方一直维持着互不相犯的局面。

    如今，这些倭寇突然袭击永初朝廷的移民运输船，就显得有些不正常。要知道，船上除了众多苦哈哈的移民，并无多少财货，就算将其全部截获，也并不会获得任何收益。反而，由此会引发对方水师舰船的报复。

    正因为此，耽罗岛知州毕学超才有些担心，怀疑袭击朝廷移民船队会不会是日本幕府的官方默许行为。听说这两年，因为对云州的归属问题，日本的松前藩与云州领地时有争执，虽然没有爆发武装冲突，但眼见着云州岛上的明人越来越多，焉知日本人不会就此铤而走险，想通过袭击移民船队的方式，阻止朝廷对云州领地的继续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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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学超这边刚刚派出使者前往长崎与日本幕府就移民船只被劫事件进行交涉，却未料到，次日从朝鲜海岸悄悄驶来数艘龟船，载着几名朝鲜国王李淏派来的使者。

    正当所有大明官员和驻军将领都以为是朝鲜是因沿海地区不堪其扰，准备向大明求和。却未料到，到来的使者、朝鲜司宪府掌令宋时烈说了一句石破惊天的建议，朝鲜王国要“联明击奴”，行北伐之事，并再度恢复昔日双方的宗藩关系。

    “……为什么？”毕学超目瞪口呆之余，下意识地问道。

    “今国中民心思汉，莫不涕泣愤慨，欲为皇朝复仇，苟能奋发大义，鼓励士气，其势必振！”宋时烈慷慨激昂得说道：“建奴，蛮夷矣！故，我朝鲜大王欲修政事，整修兵戈，集师北伐，以攘夷狄，恢复中华。”

    “可是，……为什么呀？”

    毕学超与一众大明官员和将领依旧满头雾水。难道你们朝鲜就为了所谓的春秋大义，为了恢复中华，就毅然决然地要反清？问题是，我们大明朝廷为了报复你们背藩叛明，协助建奴攻我关内外，几乎是年年都派军队在你们朝鲜沿海地区“练兵”，并顺带“打打秋风”。

    在这种情形下，你们朝鲜王国不是应该联合建奴，攻击我大明朝廷吗？

    你们朝鲜君臣怎么会做出“联明击奴”的决定？

    你们朝鲜确定不是在对我大明使什么诡诈之计，假意联合，然后背地里捅刀子？

    其实，朝鲜在丁卯胡乱（1627年后金阿敏攻朝鲜）和“丙子胡乱”（1636年皇太极亲征朝鲜）之后，虽然表面上对满清极为恭顺，输岁币，献贡物，压人质，甚至还派出数千鸟枪兵随同清军攻略关内。但实际上，朝鲜上下无不对满清充满愤恨和鄙视，对受制于满清，屈身于蛮夷，视为奇耻大辱。

    朝鲜虽然公家文书使用清朝年号，但在特定场合（如祭祀、墓碑及与明朝相关场合）却依旧在使用“崇祯后纪元”。

    仁祖李倧1649年死后，之后的朝鲜孝宗李淏继位，其内心深处强烈的尊明意识与投降于清的耻辱感相结合，导致了朝鲜国内“北伐论”的产生。

    李淏继任朝鲜国王时，接受弘文馆应教赵赟之建议，不在仁祖玉册、志石中写入清朝年号，首次传递出反清的信号。

    随后，李淏在对清关系上开始进行调整。仁祖末年，金自点为首的亲清派洛党专权，强制要求所有场合使用清朝年号。李淏继位后，便将这个规定立时废除。另一方面，他开始酝酿“北伐论”，计划配合中原反清势力，武力推翻清朝，恢复明朝，并一雪丁丑下城之耻（1637年，即丁丑年，正月三十朝鲜仁祖向清朝皇帝皇太极跪降的事件）。

    他即位后，有空就在昌德宫后苑练习骑射功夫，cao练青龙刀、铁铸大椎等兵器，并求将才若渴。

    不过，当金自点被流放后，其心腹译官李馨长却密告清廷，称李淏罢黜亲清旧臣、起用斥和士人，并密谋反清，还送去了不写清朝年号的仁祖长陵志文文本作为证据。恰好此时孝宗上奏汇报“倭情”和“明情”，请求允许朝鲜修筑城池、训练军队来防备日本和永初朝廷的袭扰，却因此惹恼了清朝。

    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派祁充格等六名使臣去敲打朝鲜，是为顺治七年（1650年）春的六使诘责事件。史载当时“人情震惧”、“朝野汹汹”，传言清兵压境，李淏听说后也“大惊忧，达夜不寐”。他起用已被罢官的元斗杓为远接使，领议政李景奭也自告奋勇，前去义州侦察情况。结果清使雷声大雨点小，只问了筑城一事，最后以李景奭和撰写“倭情”和“明情”奏文的赵?被流放白马山城了结。清使还顺便为多尔衮提亲，孝宗遂以王族锦林君李恺胤之女为自己的义女，封为义顺公主，嫁给多尔衮。

    孝宗以“北伐”为国是，借口防备大明永初沿海袭扰之事，全面推进扩军计划。顺治六年（1649年），他任命李时昉为守御使，负责整顿拱卫京畿的守御厅，下设广州（南汉山城）、杨州、竹山、原州四营，以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今年二月，又将守御厅下属的牙兵改编为炮手（鸟枪手）和射手。

    三月，李淏任命李浣为御营大将，负责整顿和扩充中央军御营厅。八月，孝宗移拜李浣为训练大将，又对另一支中央军——训练都监进行整顿和扩充。当时训练都监兵约5000人，李淏还计划将训练都监兵扩充到10000人。

    去年年底，随着多尔衮的死去，清朝对朝鲜的干涉大幅减少，使李淏得以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北伐事业。李淏内心对清朝是非常敌视的，他感叹若不是年年朝贡，朝鲜的财政状况也不会如此糟糕。此外他更是积极酝酿北伐论，计划在自己五十岁前与清朝决战。

    李淏单独召见宋时烈于昌德宫熙政堂，曾和盘托出他北伐的抱负。李淏自信“熟知彼中形势及山川道里”，因此对清朝没有“畏慑之心”。他的北伐论是建立在“满清崩溃论”的基础上，即他判断“彼虏有必亡之势”，依据如下：

    皇太极兄弟众多，顺治帝兄弟稀少；

    皇太极时人才济济，顺治帝时都是庸劣之辈；

    皇太极时崇尚武事，顺治帝时日益汉化，武事渐废；

    顺治帝“虽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势不久”。

    他认为北伐的可行性在于，中原豪杰义士会群起响应，满清已开始不尚武事，辽沈防备空虚。另外，朝鲜向清所贡岁币都在辽沈，北伐期间可资军用。丁卯、丙子胡乱中还有数万朝鲜俘虏，可为内应。

    因此，孝宗计划在十年内培养精锐鸟铳兵10万人，等待清朝内乱，然后出兵直抵山海关外，强调“大概今日事，于吾身不能有为，则将不能有为矣”。

    听了朝鲜使者“联明击奴”和相约择时“北伐”的建议后，耽罗岛上的大明官员和将领如何敢自专。随即热情款待朝鲜来使，并派出一艘快船，将此间消息报与登莱，请朝廷派出阁臣要员前来与朝鲜协商停战及联合作战之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