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节 下乡笔记抄

    我对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文本”很感兴趣。看到有红白理事会的活动，我记得这个理事会是由临高的天主教会、新道教联合办理推广的，对此很感兴趣，便问了问这个理事会的工作情况。

    老霍说红白理事会的确做了不少事，特别是他们在村里搞得“澳洲礼仪”，因为场面隆重，花费又不多，最近愈来愈受到村民的欢迎了。问到具体做法，原来理事会采用信徒义工体制，各村天主教徒和新道教的信徒在本村村民有红白事的时候要出义务工，至于需要的各种仪式用材料、道具，都由理事会免费提供。主持仪式的司仪和诵经超度也由两教免费提供，很受群众的好评。

    翻到村班子最近一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今年6月15日，内容乡里随机组织村民代表对村长、副村长等3位村干部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3位均得15张“工作成绩肯定票”，可见村班子是得到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几页，看到有一页是村里的民主生活会，参加的除了村干还有村里的牌甲组头们。我注意到里面记录了一位叫郭晋的组头发言：“我今年经常被乡里抽调借用，很少参加村里的工作，更谈不上起带头作用或帮助群众，希望大家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给予帮助。”接下来还记录了一位叫霍守英的妇女委员发言：“我作为一名女干部，还是社会调查部杜主任的联系对象，也很少参加村里的工作，只认为搞好上级特别是杜主任直接交办的中心任务就行了，对自己村里的事很少过问，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无需多说，两位基层干部直白的话，客观反映了一些地方农村干部被多处使用的现状。

    看到村里有妇女委员，我有些奇怪：我走访了很多村子，除了临高老区一部分村子设有妇女委员之外。大多数村子都没有。潭口既不是模范村又不是老区村，怎么会设有这么一个职务呢？

    我询问了老霍才知道，原来该村是社会调查部主任杜雯直接蹲点的村子，所以这个村的裹脚情况、打骂妇女和女性扫盲情况都比周边的村落要好。特别是裹脚，在社调部几次“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运动之后已经完全绝迹。

    看来，我们的妇女工作也包括目前许多迫切需要扫除陋俗的工作，搞“三和一少”是不行的，对某些重点落后地区就是要多煮“夹生饭”。充分运用法律和专政的武器。

    我提出要见一见这位妇女委员，老霍很快就把她叫来了。原来霍守英是老霍的远房族侄女，看年龄不过二十出头却已经成了寡妇――万恶的孔有德兵变害死了她的亲人，现在她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可是从她的面庞上，你看不到一点颓唐的感情。看得出她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都充满了热情。我注意到她剪了短发――要知道这里的农村妇女虽大多不再梳过于复杂的发髻，却很少有人剪短发。

    “这样洗发梳头的时间就可以少很多。”霍守英说，“多出来的时间正好用来学习工作。”

    交谈中我得知她是杜雯亲自挑选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马袅农讲所的学员，最近还去参加了三个月的“妇女干部专训班”。和她交谈之后我发现她不但新话说得好，对元老院的政策掌握也很强。说起村里的工作头头是道，还多了一份女性的细心之处。

    谈起村里的妇女工作，霍守英说经过杜首长几次带人来“整顿”，现在打老婆风气已经有所收敛。但是村民大多对这一工作不理解，不赞同，多数人认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包括许多妇女也有相同的看法。

    “……有些妇女自己经常被丈夫打骂，却对我们的工作说风凉话。”霍守英述说的时候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甚至有人拿俺说笑话，说俺现在跳得欢。等以后有了婆家一样叫男人摁在炕上抽光腚……”

    她讲得时候虽然是用说笑话的口气，但是看得出这位妇女干部内心是有很大的波澜的。看来在农村要移风易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随后，我们又谈了其他事情，说到了许多我走过的各个村落都被反复提到的民生问题：彩礼、搞破鞋、光棍扒厕所……她还提到了男干部很少提到的妇女生育问题。

    “现在大伙生活安定。有吃有穿，妇女们生娃的很多，连快没了月信的妇女都有怀孕的，镇上几次来村里宣传‘到院生产’、“接生必须持有助产士执照”，可是俺们这里镇上有执照的产婆才三个人，根本应付不过来。再说去县里一趟也不容易。大多数妇女生孩子还是在家请抱腰老娘。妇女生孩子危险大，这几年本村因为生产过世的妇女就有几个，有的还是一尸两命。”

    说到这里，这位妇女干部的眼圈都红了。我深感在卫生保健这一领域，我们要做得工作还很多。

    交谈中我感到这位妇女干部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有一股子把事情钻下去做到底的劲头。

    随后，应我的要求，会计拿出了村里的土地和户籍档案。不但有详细的土地登记，还有略图。全村的耕地块非常整齐，是典型的我们测量员的作品。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首长的徒弟’丈量的。每亩面积完全一样。不再有大亩小亩的区别。”

    因为亩的面积完全一样，在分地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好地坏地的问题，当时总得原则是“以产定数”，大致就是分到好地的就少分，分到坏地多分。考虑这样可以大致拉平各家各户的总收入。

    但是会计说这样实践下来问题很大。分到坏地的农户要投入更多的劳力去生产，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负担。

    “没有大牲口，种20亩好地都吃力，何况有的人家分得地差，要种三四十亩！”会计说，“很多人为了图省事，就种不大需要伺候的红薯、杂粮。为了这分地的好坏，村里不少人有意见。要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好地坏地水田旱地，一亩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反而要公平些。”

    关于这个情况，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村干部和村民反应，看来我们工作中“拍脑袋决策”还是太多了，对实际面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除了分地面积上的问题，农民的个人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出来，许多移民不熟悉稻作生产，而天地会不组织生产他们熟悉的小麦、谷子、高粱，也不提供相应的种子和技术指导，许多农户就采取粗放式的种植，产量很低。

    会计说移民一开始有怪话：种了一辈子地，现在还要几个南蛮子来当夫子，教自己种地。现在怪话少了，但村民还是很想种小麦。

    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移民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农村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这一点，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这一点不符合标准化，但在农村的确有一定合理性。如何能兼顾到合理性又能坚持标准化，看来是一个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课题。

    户籍档案因半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除去生育和死亡人口，建村以来都没有变化。但具体一打听，有十几个农民已招工去了临高和琼山，不在本村居住了。因为没有迁徙户口，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的反映。

    接下来我走访了村里的几户人家，第一户是村会计，他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二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只有小女儿是在当地出生的。这样的重新组合家庭在各个移民村落里是很多见的。

    他家分了30亩地，有水田有旱地，番薯年亩产500多斤，水稻年亩产300来斤，加上当会计的补贴，在村里算是好的。因而家里有较多的日用工业品，吃粮中的细粮比例也高一些。

    从会计家出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其中一户中年两口子带两个儿子，大儿子20岁了，年前在甲子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后病退回家，如今在家务农，因为干不了重活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没钱也娶不上媳妇。小儿子最初在家，去年招工去了三亚，但也积不到什么钱，春节前回村是空手进家门。老两口现在的最大希望是是两个儿子能找到媳妇－－却因为彩礼问题希望渺茫。

    这个家庭的境况，是农村的一个小小缩影。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户，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不言而喻，农民收入翻番的“账”还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乐观，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措施。(未完待续。)